60年来一甲子，人才蔚起国运兴。知识分子的身影出现在新中国前进的每一个伟大瞬间，他们以自己的奉献和力量为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挥写浓墨重彩，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的六十年也是他们的六十年。
1949：中国知识分子地抉择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带来的个人命运。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陈寅恪走了——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地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1954：工人阶级“知识化”
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的社论，开篇即指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有了一定的资金，有了苏联的技术装备援助之后，人才问题，特别是技术人才问题，就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人才问题的提出，第一次凸显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此时，“一五”计划正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经历了长年战乱的中国人意识到，为了改变旧中国经济、社会严重落后的局面，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开展技术革新，培养各种熟练的技术人员，才能实现“机器去工作”的理想，实现国家工业化。
1954年4月，鞍钢的王崇伦与其他6位著名劳模联名向全国总工会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全国总工会于当月21日作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
王崇伦本人随即制出“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4年任务，成为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线工人。抗美援朝军品生产中，他设计并制造出特殊卡具，提高工效24倍。60年代初，他实现100多项革新，先后突破十几项重要技术难题，填补了中国冶金史的空白。
大量劳动者像王崇伦一样在一线学习和运用知识，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次技术革新闪耀着劳动者的光芒，确保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知识带来的巨大力量一天天的修复着百废待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共和国的创业史上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祖国的富强默默奉献着。
1956—1978：“臭老九”的命运救赎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对依靠力量的依次发现。”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看来，从1921年建立共产党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是毛泽东发现了农民。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发现了工人，因此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而对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阶级属性的认定，经过了曲折的探索。
早在1956年1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首次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特别是在1962年春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然而，随着一场
